赵凌云 | 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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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命题

赵凌云

(华中师范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创新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两个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开创的。“中国道路”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前两个时期，开创、成型、发展于后两个时期；“中国道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性飞跃，拓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道路”植根于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扩展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中国道路”的确立，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思想价值，有利于回击关于中国的西方偏见，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启发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利于驳斥“历史终结论”，拓展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前途和路径。 

关键词　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自信

作者简介

赵凌云，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湖北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兼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在中共党史上，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提出和确立“中国道路”命题。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命题，需要开展深入的学理研究和理论阐释。

关于“中国道路”的具体内涵，《决议》先后提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等命题和论断。从上述命题和论断中，可以梳理出“中国道路”的三个重要方面的含义。其一，“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两个方面；其二，“中国道路”是党在百年奋斗中探索开创并形成的；其三，“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实际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含义出发，思考和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价值意义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规定性，二者统一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道路”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规定性，主要体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和特征，决定“中国道路”的方向与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创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上，实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新世纪头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在科学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开创与发展和中共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在第二个历史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进一步彰显和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关键是因为其“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整体命题是中共十六大确立的。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以来，到中共十五大一直沿用这一提法。中共十六大将“有”“的”二字略去，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全新命题。将“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两个词整合成一个范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型，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态，即中国特色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存在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新形态。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逐步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顺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逻辑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从理论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统一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道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定性，主要体现生产力层面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决定“中国道路”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开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条成型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一条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独树一帜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并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内涵。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界提出了“五特色”和“八特色”等不同概括。“五特色”概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八特色”概括则在上述“五特色”概括的基础上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光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个方面。“八特色”概括与“五特色”概括相比，注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纵深、文化底蕴和政治领导等方面的内涵，视野更加宏阔，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但是，“八特色”概括依然不够全面，尚未能回答在中国为什么产生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掠夺型现代化道路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依附性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提炼和补充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中国特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内涵的把中国发展进步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历史主动性。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有机统一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这二者的并列关系。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则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最终将这两条道路有机统一起来，为“中国道路”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道路”是如何形成的？

从上面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二者有机统一形成的“中国道路”，都开创和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道路”有什么样的源头？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创的？是如何开创和形成的？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历史之中，即回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百年历程三个维度的历史之中。

第一，“中国道路”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前两个时期，开创、成型、发展于后两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果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前两个时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部历史，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三个逻辑环节。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时，选择并确立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基本纲领包括：“(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3)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这个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种方向的选择和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从党的二大开始到党的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探索又包括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革命战略，并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新民主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最终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形成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土地改革、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国人民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

第二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即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通过实施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等有计划的建设，中共八大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即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其间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逐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建成投产一批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形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初步形成全国铁路路网骨架，水运事业快速发展起来，民航与邮电事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1979年9月，叶剑英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包括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基础上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关系的基础上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等。启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探索，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体制、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等。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军种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调整外交战略，推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划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等。总之，这一时期在前一时期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基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探索。早在建党初期，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虽然没有提出工业化、现代化的概念，但已经认识到大工业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如瞿秋白指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大工业”，必须“迅速地自主地开发中国大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1954年，周恩来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周恩来将“四个现代化”确立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目标。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拓展、任务日益明晰。在现代化目标引领下，到改革开放前，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现代化内涵的扩展、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得以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启动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最终开创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道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拓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集中体现。

“中国道路”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共二大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了中共一大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提出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步走”革命战略。在贯彻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党内先后出现脱离中国实际的“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破裂，证明“二次革命论”的破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标志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破坏和挫折。基于这种脱离中国实际带来的惨重教训，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提出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探索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苏联为借鉴，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独创性成果，构成毛泽东思想新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而开创和发展的，但其基本内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主张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以及毛泽东率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等命题，是“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思想源泉。

第三，“中国道路”植根于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拓展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自主掌握自身命运、自主创造自己历史的集中体现。

20世纪的世界历史波云诡谲。资本—帝国主义先是以战争，后是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体系掠夺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努力以革命和现代化的方式谋求摆脱这种掠夺和控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迷失方向、失去自我，难以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自立，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走出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国家都深陷困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对内阶级剥削和对外殖民掠夺实现了现代化，形成了现代化的欧美模式。尽管这种现代化伴随着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生态恶化、世界大战，但现代化的实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命运，因而成为学习、借鉴、模仿的对象，对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后来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老殖民主义国家不愿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发展，而是保留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性地位上，这种拒斥构成了欧美现代化模式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后来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排斥力。一些国家虽然通过革命、抗争获得了独立，但是付出了民族分裂、社会撕裂、政局动荡、发展停滞的代价，或者保留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合理国际分工体系之内，处于依附地位。这些国家在这一体系的裹胁中，国家发展肌体的“血管被切开”，政治与社会动荡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未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殖民体系中挣扎。正如《决议》指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1901年的“清末新政”特别是其中的“晚清修律”，试图以罗马法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强调民刑分离，强调立宪，开始打破三纲五常等封建专制的根基，在法律理念上引进三权分立和人权思想。“晚清修律”客观上启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近代化过程，借鉴西方法律，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偏狭，“修律”不可能取得成功，帝制最终被推翻。同时，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以独立的姿态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在同一年，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不仅使中国背负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外交上进一步剥夺中国的主权，阻拦中国实施欧美模式、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大权旁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虽然伴随“一战”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专制政治和军阀割据之下，中国不可能走上欧美式资本主义道路。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但由于国民党政治上强调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主义，阻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可知，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难以引领救亡运动，难以引领中国走出历史困局，难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因而选择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采取的依附殖民体系或外国资本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相比，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另一方面获得了政治独立和主权独立，彻底摆脱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依附与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发展开启新纪元。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也就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选择了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巩固自己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独立自主的能力。打赢抗美援朝战争，在国防上站稳脚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制度上站稳脚跟；推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提出和实施三个世界的战略，在外交上站稳脚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历史发展是“路径依赖”的。中国人民通过实现民族独立站起来，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站稳脚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迈开步伐走出“中国道路”具有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意义。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才拥有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才拥有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一方面始终站在历史、时代、全球化和人类进步正确的一边，实施和不断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在开放中抢抓战略机遇，在开放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开放中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开放中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循环”，最终在开放发展中坚守了自主发展，在对外开放中坚守了独立自主，在全球大变局中走出了“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注定越走越宽。“中国道路”所承载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必定是不可逆转的。

三、“中国道路”的意义与价值

在建党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确立“中国道路”，体现出百年大党的历史自觉，体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具有显著的思想意义与行动价值。更重要的是，“中国道路”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组行动方案，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哲理。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道路”的确立也蕴含着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思想价值。

首先，“中国道路”打破了中国不能自主创造历史的“西方偏见”，增强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长期以来，欧美思想界有一种否定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创造与历史创造能力的偏见。关于近代中国，美国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变化都是外力推动的。美国学者柯文将这种观点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冲击—回应”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夸大西方冲击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传统—现代”模式，认为中国必须沿着西方式的道路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处于长期的传统状态，必须等待西方“猛击一掌”，才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项变化的主要动因，中国内部不可能产生任何现代化的变化。关于现代中国，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中国要么是重现自己过去的历史，要么是重复别国的历史。例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界定为中国历代“循环”的一个环节。照这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开创新的历史，而是过去历史的重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组织方法照搬“苏联模式”，而且“一五”计划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关于当代中国，西方思想界也时常会有“中国崩溃论”、“谁来养活中国”等“唱衰中国”的论调出现，除了意识形态、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外，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根植于部分西方人思想深处的一种偏见，即中国人作为非西方人，具有较少的理性、较小的发明能力，因而难以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自己的历史。

“中国道路”的确立，宣示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从历史自信看，“中国道路”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下去，直到实现民族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理论自信看，“中国道路”的确立为确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一个民族的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创造，取决于这个民族对人类的历史贡献。“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整套政治话语体系，更是一整套学术话语体系。事实上，20世纪末期和世纪之交，国际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中国发现历史知识的必要和可能。如柯文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杜赞奇主张用“民族主义话语”研究中国现代史，白瑞琪用“反潮流”概括中国20世纪历史运动的主线。“中国道路”无疑为确立中国历史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历史知识的人类思想史意义、中华民族学术话语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历史与实践基础。

其次，“中国道路”打破“西方中心论”，启发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不仅是西方主流历史观，也是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笔者2013年曾根据J.M.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和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将“欧洲中心论”概括为九个观点。其中主要是：欧洲是通过自身内在力量自然而然地兴起和现代化的，欧洲之外停滞不前；欧洲进步的基本原因来自欧洲内部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精神、科学精神等智力和精神因素，非欧洲地区缺少这些因素；欧洲向非欧洲地区传播进步与现代化，作为补偿，非欧洲地区则应该向欧洲反向输入物质产品；欧洲文明是先进的，非欧洲地区文明是落后的，从非欧洲地区产生的文明要么是可以忽略的，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作用长期得不到认可，要么是不文明的、邪恶的，如至今在一些地区根深蒂固的“黄祸论”等；欧洲造就了世界体系，造就了世界文明形态，非欧洲国家要走欧洲的道路。正如汤因比所批评性地概括的，“文明的河流只有我们西方的这一条，其余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里的死河”。

“中国道路”的确立表明，近现代中国没有重复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历史，而是开创了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表明，中华民族能够通过自身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能够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正如《决议》指出的，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站在西方的肩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人类历史不是西方主导的单线历史，而是各民族自主创造的“复线历史”，人类文明将是多元形态并存的文明，人类的未来不是西方指定的，而是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和创造的命运共同体。

再次，“中国道路”打破“历史终结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拓展人类社会发展新的前途与路径。20多年前，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即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是世纪之交人们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哲学观点之一。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谷时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迅速推进，也需要思想界面对日益整体化的“世界历史”，日益关注人类的终极历史命运与走向。中国21世纪头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否证了“历史终结论”。福山提及人均GDP6000美元就要发生所谓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长足推进。2017年3月18日，在瑞士《新苏黎世报》的专访中，福山承认：“历史的终结推迟了，我们实际上走错了方向。”福山还多次强调，美国的民主出现问题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但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美国的“否决型政体”即民主方式本身。近期美国召集所谓“民主峰会”，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失败告终，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所谓的民主当作人类社会理想模式的“傲慢与偏见”是不会改变的。西方主流思想建基于“西方中心论”，历史起源之处就是历史终结之处，这是其思维方式的“大逻辑”。“历史终结论”没有“终结”，也不会自行“终结”。

“中国道路”的确立，从“实证”的角度证伪了“历史终结论”。因为“中国道路”的确立表明，人类历史没有终结于西方模式。“中国道路”的确立也从“规范”的角度否决了历史终结于西方模式的这一偏狭的判断。从规范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确立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也就消解了“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基础，“复线历史”观的确立也就割开了人类社会终结于西方模式的“大逻辑”。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西方现有模式，“中国道路”所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成为一种全新选择。“中国道路”所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将不断彰显，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将延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道路”推动“多边主义”国际运行模式，“中国道路”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将拓展人类社会发展新的路径与前途。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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